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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当局的不抵抗，致使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第一次全面对抗和较量。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1年，东条英机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来到中国东北。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率日军直扑察绥和晋北，并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这个偏激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
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日本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
以上是东条家族东条英机的罪状。
1932年，犬养毅的政党联盟内阁因法西斯军人发动五一五事件而瓦解，犬养毅本人在政变中被暗杀。海军大将斋藤实组成了新内阁，这届内阁对军部的嚣张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军部能“尊重”内阁，形成“举国一致”的局面。此时的日本正一步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法西斯道路，军部力量不断膨胀。广田弘毅此时取代内田康哉出任新内阁的外相。
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扶植傀儡皇帝溥仪建立所谓的“满洲国”后，开始向华北伸出侵略之手，日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反抗，广田弘毅在种背景下出任新外相。广田弘毅实际上是积极主张对华侵略的，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深谙外交之道的资深外交官。因而，广田弘毅尽心尽力为法西斯侵略者出谋划策，采用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巧妙外交手段来实现最终的侵略目的。前外相内田康哉奉行“焦土外交”的政策，让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退出了国际联盟，获得了短期目标的完成。广田弘毅上任伊始就以和平使者的形象承诺，“在我充任外相期内，是不会发生战争的”，并且宣布实行“协和外交”。
他这样做实质并不是出于维护和平的好心，而是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巩固“战果”，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谅解，改变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况。
1933年，广田出任外务大臣，虽然高唱“和平外交”，却支持日本政府和军方对中国的侵略，加紧从外交上挤压中国。这一时期，日方先后迫使中方订立“何梅协议”和《秦土协定》，并积极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图谋将华北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治下分离出去。
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中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侵略得更隐蔽而已。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
广田弘毅认为发出像《天羽声明》这样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标太露骨了，才会遭致强烈反对。可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他“亡羊补牢”地进行了一番遮掩。24日，广田弘毅先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情报部弄错了声明，然后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天羽声明》并未经他的批准，是无效的，但在西方各国中造成了错误印象，实在是一大误会。同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无意破坏《九国公约》的规定，以便觅取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天羽声明》并不是天羽英二个人的狂妄叫嚣，其主要内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发给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第109号密电。该密电强调：一、关于中国问题，帝国与列国因主张与立场不同，终于不得已退出国际联盟。在此情况下，帝国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为维护自己在东亚的使命，必须全力以赴。对诸列强虽一向以极谦逊态度调节利害关系以求亲善，但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属于日本必须单独履行的责任，帝国有决心完成此一使命。二、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国不能不与中国共同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因此，保全中国之统一与恢复其秩序是帝国的迫切希望。但历史证明，只有等待中国自身的觉悟和协作别无他法。帝国基于以上观点，必须竭尽全力打破中国方面排斥日本运动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国的策略。三、鉴于满洲、上海事件后的形势，此时如列强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不论其以财政的、技术的或其他名义，必定含有政治意义，其结果将直接开创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先例或成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之虞，诚恐为中国的觉醒及保全其国土主权带来不幸。根据帝国的主张，对此不得不表示反对。四、各国如从经济贸易的观点出发，个别与中国交涉，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对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可以任意采取措施。然而，上述行为万一构成扰乱东亚和平或秩序性质的行动（例如，供给军用飞机或设置军用机场，提供军事顾问、政治借款等），帝国对此不能不加以反对。五、基于以上观点，当前外国方面如对中国有所策动，其共同行动自不待言，即使个别行动（鉴于中国依然梦想依靠外国势力牵制我方）也必须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坏。对此，希望此方针努力完成我方目的。显然，《天羽声明》不过是将密电的内容也就是其意图公之于众罢了。在第109号密电及《天羽声明》中充满了日本想要独霸中国的内容。所谓“协和外交”，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这种欲盖弥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1934年7月，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的贪污丑闻而倒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重新组阁，广田弘毅留任新内阁外相。此时，他继续以“日中亲善”为幌子，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渗透。不仅如此，为了放手扩军备战，广田弘毅还积极活动，最终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1935年，日本天津驻屯军阴谋策划了“白胡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武力相威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停止排日，从河北撤军的协定，进行所谓“华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恶行就在“日中亲善”下步步展开。起初，中国国民政府还希望日本真能因为“日中亲善”而放弃“华北自治”的种种苛刻条件。6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国方面不因华北事件而改变以往中日亲善之方针，愿意商定实现中日合作的具体步骤”。其方法为：“将合作对象分为华北与整个中国两个方面，对华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项为重点；对整个中国主要以经济方面之合作为基础；对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协调。”
广田三原则
1935年10月，广田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的三原则：
1、中国应彻底取缔排日活动，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2、中国应正式承认“满洲国”，实现中日满在华北的经济合作；
3、中日满应在防共问题上合作。“广田三原则”实际上是要将中国置于日本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
广田弘毅在与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合议后，最终提出了一个“对华三原则”，内容是：
（1）“使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言行，摆脱依赖欧美的政策。同时采取对日亲善政策，并付诸实行，进而就具体问题，使其与帝国合作。”
（2）“虽必须使中国最终正式承认满洲国，当前则应使中国在事实上默认满洲国之独立，停止其反满政策，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之华北地区须与满洲国之间进行经济以及文化方面之融通合作。”
（3）“鉴于来自外蒙等地赤化势力已构成对日满华三国共同之威胁，应使中国方面为排除上述威胁，在与外蒙接壤地区，对我方所希望之各种措施给予合作。”
这个“对华三原则”就是臭名昭着的“广田三原则”。为了保证“广田三原则”的实施，广田弘毅还下令制定了一个《附属文书》，要求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应保持密切联系”，最终达到“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它升华”之目的。
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自东京发给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一份密电：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
1940年，广田参加了决定第二次近卫文组阁的重臣会议，由此进入国家“重臣”之列。对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挑选东条英机担任首相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广田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以上为广田家族广田弘毅的罪状。
1931年7月进行的“北满参谋旅行”，由板垣、石原二人带队。研究课题表面定作《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进行实地军事探测。
制定侵略东北的作战计划
经过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进行了刺探，以此为基础，暗中制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据他们估计，张学良的东北军约有25万，其中沈阳附近有两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万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战败，石原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和板垣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宣传鼓动获得支持
制定计划后，板垣就开始着手实施。板垣的计划得到了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永田铁山还亲自到东北视察，表示支持板垣、石原制定的“关东军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并答应拨给关东军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