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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生在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儿时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现在有些初步的理解。
像前章所述的疯子,就是属于这种后遗现象了,当年确实是我们村里面非常优秀的人物了,哪怕是疯了,也可以看得出其文质彬彬的一面,就算是去要饭,也要得如此儒雅,如果说儒乞一说,当非他莫属了。
长大一些的时候,一者年纪大了些,二者应该是社会风气也开放了些,逐步地可以开始听一些另类的言论,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我的伯爷爷。
我爷爷是两兄弟,爷爷去世得早,在我刚出生没多久就离世了,以至于我基本上是没有印象的。
伯爷爷比爷爷长几岁,身子板挺硬朗,也许是当过兵的原因,身体还不错,竟然没能把他折腾没了,现在虽然看得出来身上有伤,但是走路依然健步如风。
从别人那里听说,我这个伯爷爷当年可是了不得,当过兵,三十岁不到的时候就当上了我们省城的一个区警察局局长,后来参加了长沙会战,再后来解放后就赋闲在家了,然后就是活动期间,作为一个国民党中级官员,所能受到的待遇大家大概可以自己想象了,不过好在他的身子骨不错,虽然没少折腾,倒没什么大碍,直到前几年他九十多才离世,也算个小奇迹了。
伯爷爷或许是因为无聊,也或许是因为在村里面没什么人愿意和他说话,所以他倒是经常会给我们讲故事,不过没听他讲过自己的故事,他说的都是其他人的或者是我们家人的。
比如说他会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公,太公是二十年代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属于地下情报战线的,平时以贩卖小猪或者是行商走货为掩护,因为我们家族祖上一直是行商的,曾经在我们县的西半部是首屈一指的富商,所以他以行商走货为掩护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也许应该是说他原来就是行商走货,只是加入共产党以后就以这个为职业掩护了。因为是地下工作者,所以他们是单线联系的,可惜的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太公的上线牺牲了,太公听说组织上有不少人去武汉了,所以太公也就去武汉寻找组织,同时也是避风头,去了几年没有找到,等风头过了以后就理了光头回乡,也不能行商了,后来就在乡里找了份事做,当什么官不清楚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乡长之类的吧。伯爷爷说太公非常厉害,打算盘在乡里无出其右者,太公也做了很多好事,当乡长的时候为乡里修桥铺路,有好几座桥到现在还一直在用的,快上百年了,一直很好。
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也活的不长,没能挨到解放,而在49年的时候村里过兵,太婆因为听到枪声害怕,把太公的党员证藏在灶膛的砖缝里面,结果可想而知,灰都没有了,于是太公留存于世上的记录就是一个国民堂时期的乡长。
这个是祖上的事情了,本来不应该拿来在这里扯,只是因为这个,我父亲和我伯爷爷的其中一个儿子,比我父亲大几个月,他们两个一年读书,成绩都非常好,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乡里面保送高中的唯一两个人,可惜政审的时候,因为太公和伯爷爷的政治关系,所以被刷下来了,我想这也是父亲年青时消沉那么多年的原因之一吧。所以伯爷爷经常会感叹,如果他妈妈(我太婆)当年没有把他父亲(我太公)的党员证烧了或许他儿子和我父亲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吧。他经常和我们唠叨这件事,当时我们也只是觉得老年人的回忆真啰嗦,现在成年了,也就知道,这或许是他平生最大的憾事了,他没有因为折腾而觉得怎么样,但是却始终觉得因为这些影响到后代的前途而无法释怀。
等长大些的时候,伯爷爷再和我们抱怨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和他开解,如果是那个党员证没被烧掉,或许我们几个都没有了吧,因为有了党员证,或许父亲和堂伯父就都不在老家了,当然,我们不能去说,就算有了党员证,问题是伯爷爷还是当年堂堂的警察局长呢,到现在最少也是正科级干部了,有一个党员证,也未必能够避免政审被刷下来吧,如果我们这样去劝,真不知道伯爷爷会不会生气了,虽然印象中的伯爷爷脾气一直很好,没见他动过气。
伯爷爷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回去,几年前的事情了,从心底里,真的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那个被年代扭曲的老人家,我经常在想,如果他老人家生在正常的年代,该是什么样一种出息或者说作为,当然不得而知了,三十岁不到就成为警察局长,在现在这样的和平年代,估计除了关系以外也就不大有其他可能了吧,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是没错的,安息吧,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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