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军政府体系（中）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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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唐朝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中央权力削弱，藩镇越来越强，几乎协同对抗中央。冲在最前面的藩镇，叫做“河朔三镇”，这三个藩镇是成德军、魏博军、卢龙军。唐朝为了笼络河北降将，先后任命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统恒、赵、五州，不久增领冀州，驻恒州，田承嗣为魏、博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统幽、营、平、蓟、妫、檀、莫七州，驻幽州。这些原属安史的叛将名义上归顺朝廷，实际上并不服从中央，自己署置将吏官员，各握强兵数万，租赋不上供，形成地方割据势力。朝廷无力过问。由于这三镇都在唐朝的河北道，所以被称为河北三镇，又称河朔三镇。
三镇节度使的继任不由朝廷委派，而是自传子侄，或由部下悍将夺位。代宗大历三年，李怀仙为其部下朱希彩、朱、朱滔等所杀，三朱相继为节度使。十四年，田承嗣死，侄田悦承袭，代宗即子承认。
德宗建中二年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惟岳求继。德宗新即位，很想改变这种状况，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田悦与占据今山东地区的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据今湖北西北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联兵抗命。
唐朝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讨伐。八月，梁崇义兵败自杀。次年闰正月，李惟岳部将王武俊杀惟岳降朝廷，但因不满朝廷的报赏，田悦、王武俊和参加征讨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又相互勾结，联兵反叛。朱、王引兵救田至魏州，十一月筑坛同盟，相约称王：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约淄青李纳称齐王，于是乱事进一步扩大。直到兴元元年正月唐德宗下诏罪己，重申待河北三镇如初，才逐渐平息。
此后，河北三镇自立节帅成了惯例。
……
而与藩镇出现情况相对的，则是节度使的权利越来越大，最终难以制约。
自唐太宗起至唐高宗末年，唐边境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战略性的转变。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唐太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主要是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
《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唐太宗去世后，唐周边军事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骑兵开始不断袭扰唐边境地区。面对周边军事态势呈现的这种新特点，变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逐渐成为唐统治集团的共识。
在变唐太宗军事进攻战略为军事防御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唐政府进行了如下军事防御战略部署：在西部，长寿元年，唐政府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
在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唐玄宗即位后，继续在易受攻击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尤其是陇右、河东和东北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开元五年又在今辽东营州恢复都督府，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到开元十年，驻守边疆的军队已多达六十余万。
唐所防御的对手是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强大骑兵部队。
在战争中，他们往往投入数以万计的精于骑射的骑兵，急风暴雨而来，风驰电掣而去，忽而抢此、忽而掠彼，飘忽不定。要想在这种不太持久的战争中占据主动，就需要有庞大而且指挥灵活、快速反应的边防军队。于是，唐政府开始改革原来那种被地方政府控制的无数以几百人为单位的小镇的军事部署，驻有集中指挥的庞大集团军的边防重镇便应运而生。
起初，这种集团军是由原隶属于各卫的府兵、临时征集起来的新兵组成，统帅则于出征时从正式官员或京师禁军将领及其部属中临时任命。若组成如此规模庞大的集团军，短期内是难以做到的。
因为有许多工作如动员、训练、向前线运兵，军队的供应和装备等都需要花费时间。待这些工作安排就绪之，敌人早已抢掠后跑得无影无踪。所以，仅有指挥灵活、反应快速、规模庞大的集团军还不能完全满足战争的需要，还必须在边境军镇驻守常备军，时时处处防范来犯之敌。
仪凤二年唐政府于关内、河东诸州召募长期服役的健儿驻防于唐蕃边境西北部的中亚，以时刻防范吐蕃骑兵的突然袭击，长期服役的健儿开始取代定期轮番防边的府兵。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用召募的“长征宿卫”取代了轮番宿卫京师的的府兵。开元二十五年，被征戍边的士兵又改为“长征健儿”。
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其中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职业的流浪人、亡命无赖以及走投无路或无依无靠之徒。
这些士兵一般都终身从军，兄弟相继，父子相承，世代以军旅为家。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亲兵部队，拥有了军权。
唐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政府，但如此众多的边防驻军的后勤供应，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若保障后勤供应，后勤供应制度就必须进行改革。具体方法是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供应，以减轻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
仪凤二年，唐政府于现在的甘肃和四川西北部唐蕃边境建立了屯田组织，随着常备军数量的不断增加，屯田制度在各军驻地全面展开。
据《通典》记载，凡天下诸军州营屯总九百九十二。以“每五十顷为一屯”折合田亩则为四万九千六百顷。天宝八年，天下屯田收谷一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而“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居各道之冠。以朔方十万军计，每人平均五点六石，朔方节度使的军粮供应通过屯田大部分得到了解决。
起初，屯田生产的粮食由中央政府的度支支配，如屡敬德兼管的“营田事宜”，就隶属于中央户部。这种制度使常备军将领不能及时解决自己防区内军队的后勤供应，影响了他们调动、指挥军队的权威，削弱了唐军的战斗力。
如“安西副大都护摄御史大夫四镇经略安抚使”郭虔“奏请募关中兵一万人往安西讨击，皆给公乘兼供熟食”。韦凑当时就指出：“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又一万征人行六千里，咸给递驮熟食，道次州县，将何以供。秦陇之西户口渐少，凉州以往，沙碛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济”。
结果是“虔竟无克获之功”。在这种情况下，唐政府不得不把防区的财政权力转给各防区的常备军将领。后来，唐政府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兼关内盐池使。
据《新唐书》五四《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
如胡洛池除“供振武、天德两军及营田水运官健”外，剩余部分则卖给当地和外地人民。开元时，当政府开征盐税时，盐税也就成了节度使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这样，藩镇节度使拥有了更多的财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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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然而从青玉灵书当中很清楚藩镇危害的张嘉师，最终选择的是一条几乎是军政一体化的政治体制来治理秦帝国。
他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方式，而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改变这个局面，因为他很清楚一点，自己眼下或者是秦帝国自身，并没有实施其他更好的方式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