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礼与法（上）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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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酱齐视秋时，饮齐视冬时。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

这种时宜、地宜的观念体现在关于制度建构原则的问题上，就形成了作为正义原则之一的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包括时宜性、地宜性两个方面。地宜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基本观念，正如《周易?系辞下传》所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地宜，《周礼》有时谓之“土宜”：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地官?大司徒》）郑注：“十二土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各有所宜也。”贾疏：“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国。……故知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各有所宜也。”

凡治野以下剂致，以田里安，以乐扰，以土宜教稼穑，以兴利，以时器劝，以予任，以土均平政。

贾疏：“‘以土宜教稼穑’者，高田种黍稷，下田种稻麦，是教之稼穑。”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

郑注：“土宜，谓九谷所宜也。”

贾疏：“言‘土宜’，明是土地所宜。”

以上“土宜”虽指耕种稼穑的土地所宜，而非制度规范问题，但也体现了《周礼》的一般地宜观念。

这种一般地宜观念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也就是地宜性。例如司稼制度的设计：“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这里的原则性的体现，就是“所宜地以为法”，即以地宜性为法。

又如上文所引《大司徒》中关于贡税的会计制度的设计，

郑注：“以土计贡税之法，因别此五者也。”贾疏：“以土地计会所出贡税之法。贡税出于五地，故须说五地所生不同也。”这种贡税之法，就是按不同土地的不同出产来确定关于贡税的会计制度。

对于时宜性，《周礼》可谓异常关注，乃至于全书“时”字共出现了131次。这其实也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突出的特点。《周礼》许多制度规范的设计，都充分考虑到时宜性问题，如：

闾会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徵其赋。

遂会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时登其夫家之众寡、六畜、车辇，辨其施舍，与其可任者。

长各掌其之政令，以时校登其夫家，比其众寡，以治其丧纪、祭祀之事。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

川衡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

在这些职官制度设计中，“以时”始终都是一个基本的考量原则。“时”本义指春夏秋冬四时，引伸而指一般意义的时间，诸如时辰、时日、时节、时令、时期、时代、等等。[12]

《地官司徒?调人》：“凡杀人而义者，不同国，令勿雠，雠之则死。”

这是《周礼》的一个制度设计：在特定情况下，私自杀人复仇也是正当的，无须偿命。私自杀人复仇在当时之所以是具有正当性的，实质上乃是一个适宜性问题，故郑注说：“义，宜也。谓父母兄弟师长尝辱焉而杀之者，如是为得其宜，虽所杀者人之父兄，不得也，使之不同国而已。”

这种适宜主要是指的时宜，故贾公彦疏说：“古者质，故三者被辱即得杀之也。”这就是说，私自杀人复仇的做法，并非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正当的和适宜的。真正普适的乃是适宜性原则本身，而非某种曾经具有适宜性的具体制度规范。

《地官?媒氏》中有一条制度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男女关系从来都是制度规范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男女关系的制度规范也是变动的，这种变动的原则根据，主要是时宜性。郑玄注：“中春，阴阳交，以成礼，顺天时也”；“重天时，权许之也”。贾公彦疏：“云‘于是时’，谓是仲春时。此月既是娶女之月，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自相奔就，亦不禁之。但‘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以当礼乃可得为配。郑云‘权许之’，其实非正礼也。”贾疏以为仲春允许男女私奔，乃属非礼、或非正礼。

其实，《周礼》将这一条列入“周礼”，将其作为“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的补充规定，意味着“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本身也是一种礼、即一种制度规范。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所谓“权”，《孟子?离娄上》有这个诠释：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这番议论其实有更深刻的意义：礼并不是根本的原则，根本的是仁与义。

贾疏谈到：“夫权之为道，所以济变事也，有时乎然，有时乎不然，反经而善，是谓权道也。故权云为量，或轻或重，随物而变者也。”这是不错的，但还不够透彻。其实，权之为宜，也就是义；据此，礼是可以突破、另行制定的。

制定“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这条规范的缘由，注疏谈到两点：一是“仲春之月”亦即“娶女之月”，这是具体的时令条件；二是“若有父母不娶不嫁之者”，这是具体的实际情况，其实还涉及到一个更大的时宜条件，就是时代问题。当时宗族的人口繁衍是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因此，“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其实是当时的一种“自然法”，即是一种礼俗。

《周礼》一整套社会制度规范，就是以这样的正义原则（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为根据而设计而建构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