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零六章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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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作为一个道士出身的人，他对于道教的发展是有着一定的理解。但是他并不是入室弟子，所以即使是在这一方面，他更多的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
最起码，他作为一个“野路子”的道门存在，并没有跟龙虎山一派的道门正宗的人有着深入的交流。
而在张嘉师的理解当中，道教，佛教或者是儒家的发展一旦得到了一个国家的最高控制者的推崇，那么这个教派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
正如同佛教一样，佛教虽然是在“三武一宗灭佛”的行动当中损失惨重，但是佛教并没有在哪怕一次灭佛行动当中完全消亡，相反，佛教即使是在后世都能够发展出一定的规模，就可以知道这些大型宗教的生存能力如何。
……
佛教可以说是一种起源于外国的宗教，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佛教除了在东汉传入之后的一段时间来并不算是一个大型宗教之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规模已经发展成一个居于道教之上的大型教派。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名悉达多?乔达摩。20岁时离家成道，此后被尊称“佛陀”，意为觉悟者，简称“佛”，所传宗教被称为“佛教”。
佛陀示现涅后的数百年间，佛教传遍印度次大陆。原始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的理解不同，发生分裂，进入部派佛教时期，主要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南传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诸派，盛行于斯里兰卡，并传遍东南亚地区，后传入中国云南。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广求佛像及经典，并迎请迦叶摩腾、竺法兰等僧至洛阳，在洛阳建立第一座官办寺庙白马寺，为我国寺院的发祥地；并于此寺完成我国最早传译的佛典《四十二章经》。主要有汉传、藏传和南传佛教三大派别。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
永平八年，蔡、秦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贵霜帝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
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寺”字即源于“鸿胪寺”之“寺”字，后来“寺”字便成了中国寺院的一种泛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曹魏嘉平二年，印度高僧昙柯迦罗来到白马寺。此时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随后，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为中土戒律之始。
曹魏甘露五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成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过比丘戒的出家人。自此，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了。
佛教在中国扎根、传播最初的二百年，整个过程都与白马寺息息相关。这里是中国第一次西天求法的产物，是最早来中国传教弘法的僧人的居所；这里诞生了第一部中文佛经和中文戒律，产生了第一个中国汉地僧人……总之，白马寺是与中国佛教的许许多多个“第一”紧紧联在一起的，这让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从南北朝开始中国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南北朝时佛教已遍布全国，出家、在家佛教徒数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中寺庙鼎盛时达到1367所，而北方的长安僧尼过万，南方的建业也有佛寺数百座。
……
而佛教的第一次崛起时期，可以推算到梁武帝时期。
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第一个“卖身”佛门的中国皇帝。
梁武帝在位的半个世纪中，大力提倡佛教，寺塔林立，名僧济济。我们经常吟诵的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中有许多寺院就是梁武帝主持修建的。据史料统计，南梁时的佛寺达2846座，僧尼有8.27万人。
梁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天监三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亲率道俗两万余人，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重云殿作《舍道事佛文》，正式宣布了他对佛教的皈依，并发誓“宁在正法之中长沦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天”。他要求王公贵族乃至平民百姓也都信仰佛教。天监十八年，梁武帝还于无碍殿正式受菩萨戒，所以历史上他有“皇帝菩萨”一称。
佛教思想对梁武帝的影响很大，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梁武帝的生活甚是节俭，日一蔬食，过午不食，草履葛巾，罗绮不染。50岁后绝房事，远离嫔妃。他把佛教慈悲戒杀理论和儒家“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的仁恕思想结合起来，不仅自己不食肉，还要求国家祭祀也要戒杀，用蔬菜果品代替原来的猪牛羊等。平日里，命太医不得以虫、畜入药，织锦不许加入鸟兽之形。这种慈悲观不仅是对印度佛教戒律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极具浓重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