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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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洛曾经在游击队里，他逢人就唾沫四溅地吹嘘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一天能砍下十多颗。但保尔看他挺不顺眼的。有一次，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团员找到保尔，向他哭诉法伊洛许诺和她结婚，谁知同居了一周后，就对她不理不睬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竭力否认。但那女孩拿不出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话。这时，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他：

“喂，法伊洛，近来怎么样？又搞什么新玩意儿了吧？”

问话的格里博夫和法伊洛是哥儿们，和他也是一样的货色。格里博夫其实极其浅薄、俗不可耐，跟个傻子一样，不知他是怎样稀里糊涂混上个宣传员当的。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要拿头衔来向人家炫耀一番。

“你应该祝贺我，昨天我搞上了科罗塔耶娃。你还说这件事成不了呢。我说老哥，我可是一枪一个准……”紧接着，法伊洛又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只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表明他愤怒到了极点。科罗塔耶娃是地区党委的妇女处长，她是和保尔一块儿调过来的。他们是一块儿工作的好朋友。只要有妇女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她都热忱招待，亲切关怀。在同事们中间她颇有人缘。科罗塔耶娃尚未结婚，无疑，法伊洛说的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吹牛吧？她可不像是那种……”

“我吹牛？别把人瞧扁了！再漂亮的鲜花我也搞过。凡事只要动脑筋，对付不同的女人得用不同的方法。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说实话，那是下等货。有的得追一个多月。关键是要掌握女人的心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老弟，这里头学问可大了，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是祖师爷了。哈哈哈……”

法伊洛得意忘形，笑得前俯后仰。一小群听众怂恿他往下说，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听详情。

保尔站起来，紧握拳头，他只感到心在猛跳。

“想靠上天保佑，毫不费劲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那不可能；不过放了她吧，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和格里博夫赌了一箱葡萄酒呢。于是我开始动脑子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去找她，但她始终不拿正眼瞧我。原因再简单不过了，外面流传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多半她也有所耳闻……总之，侧面进攻失败了。我于是迂回包抄，哈哈哈！……告诉你吧，我跟她吹嘘自己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人，到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苦头，但直到现在还遇不到一个红颜知己，生活孤独无助，得不到关心，得不到温柔……诸如此类，我编了一套又一套。一句话，针对她的薄弱环节反复猛攻。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有时甚至想，去他妈的，不想再装腔作势地演戏了。然而这关系到信仰，为了信仰，我不能放弃她……最后终于大功告成。我用忍耐换到了满足——我搞的不是婆娘，而是处女。哈哈哈！……真是可笑到了极点！”

法伊洛还在继续他的下流故事。

事后保尔自己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样冲到法伊洛面前的。

“畜生！”保尔怒斥道。

“我是畜生？偷听别人说话的才是畜生！”

保尔好像又骂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你竟敢侮骂我？！”

说着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原来他当时正喝得烂醉如泥。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一下子把法伊洛砸倒在地上。幸亏保尔袋里没装枪，这才让法伊洛保住了性命。

于是，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正是在原定去克里木的那一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在市话剧院里集中，大家都为宣传鼓动处里发生的事件感动震惊。审判发展为一场生活道德方面的激烈争辩。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的争辩，使案件本身反倒退居其次。案件演变为一个信号。法伊洛在法庭上气焰嚣张，断然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他无耻地冷笑着，声称人民法院会审理这个案子。柯察金砸破他的头，应判处强制劳动。

“怎么样？难道你们想借题发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不成？我全然不在乎你们要强加给我什么罪名。之所以一群娘儿们在这里对我横加指责，是因为我向来不对她们瞧一眼。关于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没什么可说的。要是在1918年，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找柯察金这个疯狗算帐的。现在即使我不在，这里的事情也可以解决的。”说完，他扬长而去。

主席要求保尔谈谈冲突的整个过程。保尔叙述得相当平静，但是人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住自己。

“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所以才会发生这里议论的事情。我做工作，用的拳头多，脑子少，不过这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次又出了这种事情。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猛地清醒过来。近几年来，这是我仅有的一次表现出游击习气，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行为，即使他活该挨打。法伊洛的劣迹，是我们党内生活的一种丑恶现象。我弄不清楚，为什么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同时又是一个无耻下流之辈。对于这种现象，我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件事敦促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生活道德问题，这也是整个事件惟一的一个好的方面。”

共产党员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把法伊洛开除出党。格里博夫由于提供假证词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另外几个参加谈话的人也承认了错误，接受了批评。

巴尔捷利克说了保尔神经系统的状况，党的检察员建议给予保尔警告处分，由于全场一致反对而撤回了。保尔被宣布无罪。

保尔在几天以后乘火车前往哈尔科夫。由于他再三请求，地区党委同意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并建议另行委派工作。拿到一份相当好的鉴定后他就上车了。保尔去见了阿基姆，团中央书记之一，并汇报了全部情况。

阿基姆看了鉴定，见在“对党无限忠诚”这句话后写道：“具备党员所应有的刚毅精神，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易暴怒，不能自控，这是神经系统严重受损所致。”

“保夫鲁沙，这份很好的鉴定上到底还是给你添了这一条。你要想开点。有时候，神经十分正常的人也会出这种漏子的。到南方去好好休息休息，恢复精力。等你回来，再谈你的工作安排。”

阿基姆说着，紧紧握住保尔的手。

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的“公社战士”疗养院。花园里有一座座玫瑰花坛，喷水池中波光粼粼，一幢幢楼上攀爬着葡萄藤。疗养员们穿着白色疗养服或游泳衣。保尔在年轻的女医生处登记姓名。他住进了位于花园一角的那座建筑物的一间大房子里。床单洁白耀眼，房间里一尘不染，静谧安详。保尔洗过澡，换了疗养服，容光焕发，径直向海边走去。

抬头眺望，深蓝色的大海宛如大理石般光滑，她美丽而安详，浩浩荡荡，仿佛与远方淡蓝色的轻烟薄雾水乳交融。燃烧着的朝阳在海面上撒下耀眼的金光。轻烟浩渺，远处山峦的轮廓时隐时现。保尔在清爽的海风中深深地呼吸，久久凝视着深遂而宁静的蓝色海洋。

慵懒而细小的微波轻轻拍打着海边金黄色的沙滩，亲昵地悄然舐着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