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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的中后期，战车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代名词。
虽然春秋时期，有着这个记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返国时，送以“畴骑二千”。
但是这个时候的骑兵相对于秦国这个“千乘之国”而言，数量还是少了一些。
“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方式，宣布了战国时期的战术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
而在这个时期而言，骑兵的训练方式成为了拥有大量骑兵的国家的一个重点训练方向。
对于这个训练层面而言，中国的军事训练也逐步进入到骑马战术的演练体系：
军事训练的内容很广泛，这里仅就技艺的训练论之，技艺训练是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内容。
后世认为，当时的骑兵也需要像步兵那样通过某些项日进行综合性圳练即基础训练。如角抵，亦称角力，相当于今天的摔跤，手搏，亦称拳击，犹如今天的散打，负重走跑跳；使用器械的套路等。
这些训练项目均有悠久的历史，不仅是包括骑兵在内的军人之经常性活动，而且也是古代老百姓的体育活动。骑兵战士通过这些训练能够增强体力、耐力、灵敏程度和使用武器的技能。这是起码的要求，勿需详论。
然而各兵种的训练方式方法有许多不同。骑兵训练与步兵、车兵训练相比，呈现明显的特点，甚至做了重大改革。骑兵和车兵对马匹都要进行许多项目的训练。表面看似乎相同，实质上却有很大差别。
按照马的功能，战车使用的马，属于挽用类型，训练它的驾车能力，致使它的挽用技能尽量发挥。对于骑兵。不是任何马部可以骑到战场上，该兵种所使用的系乘用型的马，其四肢、体型与挽用型马育明显的差别。乘用马通过训练，使其在战场上能够更好地发挥乘用潜力。从整体言，训练战车的马，比较简单容易；训练骑兵的马，就比较复杂困难了。
要用马，必须先驯马。虽然马通人性，但毕竟是兽类。
要想使它更好地接受骑士的意图，使马的力量成为有效益的消耗，应当以人为主，尽量沟通人马之间的关系，致使人马体化。对此，并非轻而易举，颇需要对战马进行细致、耐心的调教，使其建立“后效行为”。
正常情况下，驯马者对战马必须保持亲近、和平的关系。即使烈性马，也要爱抚，为其解痒，提供洁净饮水，加草添料，并时常洗刷，从而解除其恐惧心理，增加人马间情感。驯化过程带有很大的感化因素。驯练战马的高难度动作，离不开马具，持别是衔、镳、辔三者互相联系，组成一个灵敏的传导体系。
下面以训练战马卧倒为例进一步说明之。牵动一侧缓绳，传导给马镳、马衔、对马的齿龈、口角产生难以忍受约压迫感，强制战马卧倒，卧倒后，立即缓和缰绳，解除镳衔对口角、齿龈的压迫，同时对马给于表扬或酬赏，包括食物酬赏。
假如战马本想就范，可适当惩处。于是牵动一侧缰绳一马头偏斜一压迫齿龈口角一卧倒一一缓和侧缰绳一解除对齿龈口角的压迫表扬或酬赏。整个过程依次相连，反复进行。于是在马的中枢神经建立起巩固的信息贮存即记忆。
马的信息贮存，虽不如人那样容易，但比其它家畜方便得多。如此耐心调教，久而久之，骑士一旦牵动一侧缰绳，马就立刻卧倒。左转、右拐、前进、后退、加速、减慢等，通过马具或战士的特殊动作，甚至语言等来实现，但比训练卧倒容易得多。战马，正加兵家所言：“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弛逐，闭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
这种情感，是在长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特别需要骑士爱马尽心，待马善良，投入更多的工作和耐心。
除对战士综台性即基础训练和对战马调教外。
还得对战士进行上下马和稳固地骑在马背上等项目的训练。好的骑士，上马不踩镫，一跃而骑上；下马不踏磴，跃而下；由甲马换乘乙马，勿需先下甲马再上乙马，只要跳跃下就可完成换乘。尽人皆知，战士在马上、远不如在地上稳重。
马一旦走动或狂奔，特别是在“越天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之际，仍能稳坐在马上，才算得上好骑士。为此，在马上颇需要掌握平衡的锻炼，否则就有落马的危险。
中原农业民族某些不经严格训练的骑兵，临战前因紧张、害伯而落马者，有之；战马急速前进中由于平衡不当而落马者，亦非罕见，战斗中仅几个回台，因抵挡不住猛烈打击而落马者，多之。种种现象均说明其骑术之不精。
骑兵不仅需要稳固地骑在狂奔于坎坷之途的马上，而且在马身上还得活动自如，练就套复杂的动作，如向前后左右开弓射箭；挥动武器，稳准狠地打击对方；对于敌方迅猛的劈砍刺，能够稳妥地躲闪避或档拨架……。
上述技能当以广义的“骑射”称之。这是骑兵的必要技能。仅就这点言，比步兵操弓、搏击之难度大得多。因为步兵是站在地上，或半跪，或双脚张开，描准开弓，基础稳定，易于使出全身力量，放射程较远，准确程度较高。然而骑兵是坐在马上瞄准开弓，战马在走动或狂奔，基础处于运动中，同时，被瞄准的目标也可能是运动状态。这是在互动情况下的操作，难度有二：其，定程度上限制了全身力量，特别是双臂力量的发挥，其二，中的之准确程度降低，故练就百发百中和准确有力地打击对方之骑射技术，绝非一日之功，当是在严格教导之下，经过长期而又艰苦操练之结果。
元丰元年，北宋神宗批准将军刘元的意见：“马军教习不成，请降步军。”